笔记，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工具。但是，如何组织笔记，一直是令人头痛的事。

如果你只是希望记录一些电话号码，或者银行账号之类的，你会很清楚地建立笔记的分类。数字化时代，也有搜索和标签可以使用。我本人是利用Apple Note来记录这些东西的。

但是，笔记更大的用途不仅于此。

例如，当我们在生活工作中，偶发的灵感，或者在路上看到的一个广告，从书籍、网络文章甚或只是一个社媒帖子，现在的电子设备很容易让你记录下来。

甚至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语音笔记，记录你的任何闪念。笔记能够为你辨识为文本，协助你记录。

这方面，轻型简洁的笔记本Google Keep是很好的工具。

Keep甚至已经整合进Gmail，并可成为Chrome浏览器的插件，让你随时随地地记录。在深度阅读时，将网页上的深度分析、优秀案例、甚至是竞品调研的一段话，一键推送到 Keep。

尤其对于创作者、企业家，这些离散的闪念弥足珍贵。

但是，这些非结构性的记录，追求“极致捕捉”的记录方式，往往会让我们陷入“记下即遗忘”的陷阱。当我们不假思索地录入那些高度随机、片段化的“一闪念想法”（Fleeting Thoughts）时，它们本质上只是一堆静态、孤立的非结构性内容堆砌。

由于笔记系统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存储空间（只负责“记忆”），它完全缺乏主动的逻辑连接和筛选机制。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矛盾：面对海量且混乱的碎片信息，分类、打标签和提取价值的沉重认知负担，最终又全部倒逼回了人脑之上。

结果就是，这些零碎的记录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它们根本无法依靠传统的手动标签或关键字去有效归类，更遑论产生什么“下文”。这些曾经闪光的想法，在系统中变成了一个个无法流动的“信息孤岛”，最终彻底淹没在无序的“灵感废纸篓”里，永远无法转化为具备高 ROI 的商业步骤或行动闭环。

对我来说，这种笔记既然没用，也就不再记录。就算脑子里有很好的想法，都时常无法追踪执行，更不要说各种想法之间其实存在大量的有机联系。

Gemini

问题终于出现了解决神器。那就是Google的人工智能工具Gemini。

尽管 Gemini 已深度融入 Google Workspace，但它与 Keep 的整合却是一次鲜有人知的革命，它将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维延续。

让我们来一一举证：

用法一：突破关键字限制的“语义检索”与长程记忆挖掘

• 语义关联搜索： 传统的笔记只能靠手动打标签或精准的关键字去搜。现在，Gemini 会将笔记内容转化为数值向量，实现“语义搜索”。即使用户完全忘记了笔记的具体词汇，只要在Gemini中输入模糊的概念（例如“我在Keep中关于提高生产力的那个点子”），Gemini 就能精准定位到半年前的某段闪念。

• 跨年度压力测试（数据提取）： 借助 Gemini 庞大的上下文窗口，你可以让它一次性阅读数千条无标签的笔记。例如，命令它“总结过去一年中所有关于厨房装修油漆颜色的笔记”，它能将分散在不同月份的零碎色号、品牌和想法汇整为一份一致的摘要。

用法二：化身“创意混合器（Blender）”，强制建立灵感关联

• 创意碰撞： 这是一项极高阶的智慧用法。你可以要求 Gemini 将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笔记进行“合成”。比如，把“关于冥想技巧的记录”与“关于软件开发流程的笔记”结合，让 AI 推导出一种“基于正念的敏捷开发框架”。

• 消除空白页面恐惧： 当你只有一个模糊意图时（例如“建立一个 DIY 露台项目清单”），Gemini 可以直接根据庞大知识库，在 Keep 中为你生成结构化的步骤、材料清单及安全建议，扮演“创意启动器”的角色。

用法三：打造“执行力闭环”（Keep + Tasks + 日历三位一体）

• 一键提取行动项（Action Items）： 录入一段杂乱的会议记录后，你可以直接命令 Gemini：“分析这则笔记，找出我承诺要做的三件事，并加入 Google Tasks，设定下周三截止”。AI 会自动生成结构化的指令并由后端直接执行，免去了应用间的切换。

• 时间阻塞与日历联动： 当你在笔记中随手写下“周五晚上 7 点与王先生见面”时，Gemini 能自动在你的 Google 日历中预定该时段，甚至把 Keep 笔记作为事件附件关联过去。这就是从“愿望单”到“真相”的闭环系统。

用法四：多模态“AI 炼金”，压榨每一滴碎片价值

• 手写白板的战略推理： 借助 Gemini 的代理视觉能力，当你拍下白板上随手画下的业务架构图存入 Keep 时，AI 不仅能提取文字（传统的 OCR），还能“看懂”图形符号所代表的组件关系、优先级甚至风险。

• 混乱语音的深度手术刀： 在移动端录下语无伦次的语音闪念后，无需逐字重听。你可以直接要求 AI：“总结这段关于客户反馈的语音，并列出三个最紧迫的问题”。结合 AI 的跨语言处理能力，它能将混乱的音频瞬间拆解为结构严谨的商业行动计划。

用法五：触发企业级自动化工作流（Workspace Studio & Gems）

• 无代码业务流（Flows）： Keep 不再仅仅是终点，而是自动化的起点。你可以设定逻辑：当 Keep 中新增一条打上“费用”标签的笔记时，AI 自动提取金额填入 Google Sheets；若金额超标，则自动通过 Google Chat 发送消息给经理审批。

• 联动专属 AI 代理（Gems）： 如果你在 Keep 里记录了一个初步的产品点子，你可以唤醒自定义的“营销策略 Gem”。这个专职 AI 会自动读取这则笔记，并结合云端硬盘（Drive）里的公司战略文件，直接生成一份详细的营销提案。

用法六：对接 NotebookLM，实现全链路研究自动化

• 终极知识库构建： 对于需要深度输出的场景，你可以将 Keep 里积累的零碎想法和结构化资产，直接作为 NotebookLM 的源数据导入，从而实现从“一闪念的想法”到“深度研究成果”的全链路无缝衔接。

上述使用场景说明，Gemini 让 Keep 从一个被动的“灵感废纸篓”，彻底进化成了具备代理执行力的“数字大脑”。

如果说，在AI时代的数字大脑，只是一个无序的，非结构性的记录废纸篓，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可结构化的“数字大脑”。

你可以随时记录，无论是阅读网页、帖子、电邮、跟人聊天、路上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通过拍照，语音记录甚至随手的涂鸦，记录进Keep笔记本。

未来，你可以每周通过Gemini为你遴选总结你的这些杂乱，对“闪念”进行逻辑组织，最终成为有执行力的方案，形成碎片想法到执行的闭环。

这样一来，你的想法记录不再是永远不会翻找的“废纸篓”，而是一个你的思维金矿。无论是提炼成你的创作，还是提炼成你的商业方案，这些记录都将成为你的独一无二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说，Keep+Gemini，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炼金术”！

“第二大脑”

当今社会，人们每天接触海量的资讯，也会被刺激出大量的“闪念”。人的大脑不堪重负，也失去了大量的机会。

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快节奏的商业环境中，每天接收的信息量是海量的。 如果大脑被琐事填满，就无法进行战略思考。

这种情况下，Keep+Gemini就成了你的“第二大脑”。这个大脑中的Keep负责存储，Gemini负责分析和逻辑。

换句话说，Gemini 的深度接入，赋予了 Keep 智能逻辑能力，完成了从“捕捉”到“决策”的飞跃。

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Gemini的接入，使 Keep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记事本，而成为了可以主动思考和执行的数字资产库。

结语

在这个快节奏的商业环境中，我们的每一天都在经历海量信息的轰炸。如果大脑被各种琐碎的记忆填满，就注定无法进行深度的战略思考。

Google Keep 与 Gemini 的深度融合，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痛点——你的大脑本该用来“决策”，而不是用来“存储”。 在这套真正的“第二大脑”系统中，工具有着极其明确的分工：Keep 负责无摩擦的“输入与存储”（充当记忆），而 Gemini 则负责主动的“连接、分析和输出”（充当逻辑）。

这不仅仅是一次生产力工具的升级，更是我们在 2026 年应有的“数字资产观”：我们不再是机械地管理笔记，而是在通过 AI 经营灵感。 那些过去注定会断线、淹没在废纸篓里的非结构化“闪念”，如今都能通过这套 AI “炼金术”，被精准拆解为具备高 ROI 的商业步骤，并无缝推入任务清单与日历，真正形成了从“捕捉”到“执行”的闭环。

在这个 AI 时代，你捕捉、管理并转化信息的能力，就是你最核心的竞争力和护城河。

所以，不妨从现在开始，抛开分类与打标签的认知负担，随手在 Keep 中记录下你今天的第一个灵感。

把剩下的重担交给 Gemini，让你的记事本真正长出一个“大脑”，将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思维碎片，一步步锻造成你独一无二的数字资产！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製作了一個歌曲專題，名為《台灣青年創作演唱的歌曲》。這是中國中央級官方電台首次播放由台灣人創作演唱的歌曲。

這個歌曲專輯中，收錄的七首台灣校園歌曲。遴選的都是校園歌曲中最清純、最有學生前夕的作品。這半個小時的歌曲專輯，雖然才播了幾次，卻被大專院校的廣播台錄下來，廣為播放。

中國當年剛剛走出文革，聽到來自對岸的中文歌曲，如此的清純和詩意，立即引起了中國大專學子的興趣。校園裡大家都在傳唱。雖然沒有興起如台灣校園的歌曲創作運動，但在鄧麗君劉文正這些“地下流行歌曲”之外，有了知識青年熱愛的歌曲，也深刻了影響了這一代大學生的文化趣味。

在央廣的這個專輯的中，收錄了兩首重唱歌曲，一首是葉佳修的《赤足走在田埂上》和邰肇枚、施碧梧的《小小貝殼》。

《小小貝殼》中，兩位具有台灣南部國語口音的女生歌手，帶著那種女生幻想的演唱，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很後來才知道，在台灣，女生二重唱，是一個最有特徵的演唱風格，而且迄今經久不衰。

在當年的台灣歌壇中，校園民歌以「清新」的美學風格作為對抗商業化與西方流行的文化反敘事，意外讓女生二重唱這種歌唱形式，在「女大專生」的意念上投射了「女大專生」的「純淨」美學追求。

邰肇枚和施碧梧

《小小貝殼》的作者和演唱者是邰肇枚和施碧梧，她們創作歌曲的時候，還是高雄的大專生，而且她們甚至不會記譜。

她倆的成名作是《如果》。這首描寫淡淡情愫的歌曲，似乎是女生之間那種純淨的依戀，也是一種對愛情到來之前的理解。歌曲風靡了台灣。

據邰肇枚回憶，當初她在學校哲學課上，睡眼惺忪時，班上好友施碧梧飛了一隻紙飛機給她，邰肇枚打開一看，是《如果》的歌詞，以提醒她不要打瞌睡。

下課後的午餐時間，邰肇枚拿起吉他，在5分鐘內創作了《如果》的旋律。但是，邰肇枚並不會記譜，怕一回旋律會忘記，於是發動全班同學來唱這首歌，一起記下旋律。

最後，帶著全班同學幫忙「背」下來的旋律，邰肇玫飛奔回家，立刻用錄音機錄下來，再一句一句翻成曲譜，正式完成《如果》這首歌。

後來在班上同學慫恿下，邰肇玫和施碧梧坐著長途巴士，以《如果》參加了將這首歌送去參加第一屆金韻獎大專歌謠創作賽。後來歌曲被收錄在《金韻獎》第一輯唱片中，一夕爆紅。

在《金韻獎》中，共收錄了邰肇枚和施碧梧的三首歌曲，除了《如果》，還有《小小貝殼》及《夕陽下》。

後來，兩人還出版了唱片專輯《邰肇枚施碧梧二重唱創作專輯》。可以說，台灣女生的創作演唱專輯，她們兩人不僅是最早的，之後也不多見。

邰肇枚也從此成為台灣甚至中文歌曲的重要創作者，有著很大的影響力。

邰肇枚施碧梧的演唱，即使在四十多年後來聽，依然飄蕩著那種清純，那種少女情懷的詞曲。

楊芳儀和徐曉菁

台灣校園民歌蔚為風潮後，引起了大專院校的創作和演唱風潮。校園裡到處是拿著吉他演唱歌曲的學生。

1979年，在東吳大學日文系，有兩位互為好友的女生，楊芳儀和徐曉菁，受到邰肇枚和施碧梧的影響，抱著「玩玩看」的心情參加了第三屆「金韻獎」青年歌謠演唱大會的重唱組比賽，並脫穎而出，成為當屆最受矚目的優勝歌手之一。

她們倆參賽的歌曲，正是《如果》和《小小貝殼》。

兩人取得優勝獎之後，受到新格唱片的邀請，參與《金韻獎》唱片的錄音。但是，剛好有一首歌曲叫《秋蟬》，安排她們錄音。開始，楊芳儀還覺得歌曲旋律太過簡單，不料，這首歌發行後，簡直成了楊芳儀和徐曉菁的代名詞。

《秋蟬》的歌曲文縐縐的，很符合當年校園歌曲的趣味。

例如，歌曲中一句歌詞「誰道秋下一心愁」，「秋」字下面一個「心」，就是「愁」字。

歌曲後來被劉文正等翻唱，也紅遍了東南亞。

接著，新格唱片為這對女生二重唱製作發行了演唱專輯唱片：《楊芳儀徐曉菁重唱專輯》。當時，徐曉菁新婚赴美，寫下了一首唱作歌曲《就要揮別》。

這首歌寫得很淒美，把一個新婚少婦就要離開家鄉和好友，遠赴重洋前的心情寫得非常動人。這首創作歌曲，後來成為台灣每十年一次的民歌紀念演唱會的壓軸曲。

徐曉菁赴美後，楊芳儀還錄製了電影原聲帶《老師，斯卡也答》影響很大。

這對女聲二重唱之後沒有再發行歌曲，回歸相夫教子的低調生活。多年以後，楊芳儀和徐曉菁受訪時說，她們覺得，發行了一張唱片，作為生活中的一段歷練，已經足夠。

有一年，楊芳儀受邀在新加坡參加一場演出，她和她的女兒一起演唱了《秋蟬》，重現了校園民歌的風華，令人動容。

林佳蓉和許淑絹

林佳蓉與許淑絹是繼邰肇玫與施碧梧、楊芳儀與徐曉菁之後，承接台灣校園民歌女聲二重唱香火的重要繼承者。她們的出現，標誌著民歌新秀的發掘平台從歌唱比賽擴展至更具影響力的電視媒體。

林佳蓉與許淑絹是來自台北商專的同班同學。她們是在1984年參加了當時極具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大學城》的歌謠比賽。在這個平台上，兩人以出色的表現，創下了連續十五次衛冕成功的驚人紀錄，從而一舉成名，聲名大噪。

有趣的是，兩人參賽的歌曲，正是楊芳儀和徐曉菁的成名曲《秋蟬》。

1984年，雖然校園民歌已經漸趨尾聲，但《大學城》的歌謠比賽依然湧現出很多新秀。包括張清芳等。

林佳蓉許淑絹作為女生二重唱的傳承人，在眾多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加上電視的傳播力，擄獲了眾多歌迷的心。

她們在1985年發行了唯一的專輯《春天帶來新希望》，進一步鞏固了她們在民歌史上的地位。其中的代表作品包括〈守住這一片陽光〉與〈春天帶來新希望〉。

不過，兩人在專輯中錄製了《G大調金韻組曲》，演唱了邰肇枚施碧梧的《小小貝殼》，致意意味甚濃。

其他二重唱歌手

台灣的校園民歌中，還有很多女生二重唱，包括南方二重唱、芝麻龍眼、城市少女和大小百合等。

相比較而言，男聲二重唱和男女聲二重唱則比較鮮見。比較知名的有楊海薇周秉鈞（男女聲二重唱）及《凡人》（男聲二重唱），但屬鳳毛麟角。

一些分析認為，這並非偶然，而是由美學追求、社會文化理想與唱片產業運作邏輯三者相互作用下的必然結果。

1. 聲音特質完美契合時代的「清新」美學

校園民歌運動的核心美學是追求一種未受污染、純粹、乾淨且真誠的「清新」風格。女聲二重唱的音色特質，使其成為承載這種美學的最佳聲音載體。

• 聲音的融合與純淨感：從音樂學角度來看，兩位女性相似的音域與音色所構成的和聲，能夠創造出一種無縫、圓融、高度統一的聽覺效果，有時甚至能「結為一體無法區別」。這種融合感消除了不同音色（如男聲與女聲）之間必然存在的張力與對比，從而產生了一種極致的純淨感。

• 與其他形式的對比：相較之下，男聲二重唱的音色可能顯得過於陽剛；而男女混聲二重唱則天生帶有對話與角色扮演的戲劇性。這兩種形式都與民歌運動所追求的那種超越性別、近乎柏拉圖式的純粹情感有所出入。

• 青春的聽覺印象：女聲二重唱通常處於較高音區，歌聲溫柔輕盈，進一步強化了那種屬於青春的、不具侵略性的、帶有朦朧浪漫主義色彩的聽覺印象。

2. **化身為「女大專生」的社會文化符號

在1970年代的台灣，大學教育仍屬精英範疇，能進入大學的女性在社會眼中是知識、品味與現代性的代表。女聲二重唱完美地體現了當時社會對於「女大專生」的理想化想像。

• 理想畫面的投射：兩個年輕女孩，抱著木吉他，輕聲吟唱著富有詩意與思想性的歌曲——這個畫面本身就是一幅流動的文化景觀。它精準地投射了社會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女性的期望：有學識、具備藝術感受力、氣質脫俗而純真。

• 文化上的高度共鳴：她們不僅僅是歌手，更成為那個時代青年女性的理想典範與行為榜樣。她們的歌聲被賦予了超越音樂本身的社會意義，成為一代人青春理想的投射，這種文化共鳴是其他形式的二重唱難以企及的。

這些分析，提供了為何當年台灣校園民歌中的“女生二重唱”不僅能夠蔚為風潮，而且得以傳承，並延綿至今的一個視角。

當我們在欣賞校園民歌的時候，不會忘記那一批女生二重唱給我帶來的唯美和純淨的創作於演唱。或許，正是她們不經意中提煉出校園民歌中的很重要的部分。

您可以将登普西山想像成一个经过精心修复的古老庄园，它保留了其丰富的历史灵魂和宁静的氛围，同时又巧妙地融入了所有现代化的精致设施，使其成为一个既能回味往昔，又能享受当下多元化生活的时尚中心。

我说：“有两家的麻婆豆腐最好吃。第一家是位于希尔顿酒店的‘四川饭店’，他们的麻婆豆腐是米其林2星……”

话音未落，嘉嘉就说，她立即去订位。半小时后，她发来简讯：“8点半四川饭店见”。

新加坡四川饭店（Shisen Hanten）

一小时后，我来到了希尔顿酒店的35楼，嘉嘉和一位来自中国顶级酒庄的创办人已经在席上，我为迟到抱歉。我们开始了这次的晚餐。当然，主打菜就是“麻婆豆腐”。

这家餐馆在新加坡很有名气，一位难求。不过，在狮城通常的川菜馆的名单上，“四川饭店”却非常鲜见。我有时候会和朋友提起这家餐馆，但绝大多数人对日本人开的“四川饭店”并无太多的兴趣，对于米其林二星的“麻婆豆腐”似乎没有感觉。

这其实并不鲜见。在20年前，新加坡一位大银行家开设新加坡第一家川菜馆的时候，究竟什么才是川菜，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家“四川饭店”，不但设立在五星级酒店的35楼，又有米其林的加持，也可能在某些群体的饕客中，出现曲高和寡的效应。

但，无论如何，这家餐馆的订位不易，凸显了餐馆的用心。而我本人，对他们独树一帜的“麻婆豆腐”，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移民与美食的迁徙

新加坡四川饭店的厨师，已经历经三代。第一代的四川厨师，移民到日本，开设了日本第一家川菜；第二代厨师接掌父业后，又重返四川重新学习川菜的精髓；第三代厨师接掌之后，将这个注入了日本元素的川菜馆走向国际，终于在新加坡获得米其林二星的荣耀。

这是一个移民和美食的故事，听起来充满传奇。

第一代厨师陈建民（Chen Kenmin），是四川饭店的创始人，也是陈氏烹饪王朝的奠基人。

陈建民20世纪初在中国四川出生。他年轻时便开始烹饪学习，并在中国各大美食中心（包括成都、重庆、武汉、南京和上海）的餐馆工作，这使他接触到广泛的中国烹饪风格。随着中国内战，他继续旅行，最终抵达台湾和香港，并决定前往日本。

你可以想见，在1952年前往日本之前，陈建民已经汲取了川菜、上海菜、广东菜和台菜的精髓，这为他最终成为“日本四川料理之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是，在成都时期，年轻的陈建民曾担任著名艺术家张大千的私人厨师。张大千本人就是一个美食家。张大千坚信，烹饪是一种高级艺术，并曾说过“不懂烹饪的学生，无法真正理解艺术”。

张大千和陈建民结下了数十年的友谊。当陈建民在日本开设第一家川菜馆时，张大千亲自为陈建民的烹饪技术，写下了30字（30种烹饪技法）的总结。目前，墨宝的复制件展示在新加坡四川饭店的进口处。

这幅书法作品不仅仅是装饰，更是四川饭店身份的基石，象征着烹饪技艺与高雅艺术之间深厚的历史联系。在中国文化中，学者和艺术大师备受尊崇，一位绘画与艺术大师为一位掌勺大师的作品背书，无疑是对餐厅的最高文化权威认可，赋予了这家新餐厅无与伦比的声誉。

通过这段友谊，张大千不仅认可了陈建民的烹饪技艺，更将四川饭店的根基深深地锚定在了丰厚的艺术与烹饪遗产之中，使之超越了简单的餐厅，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

陈建民于1952年抵达日本横滨。1958年，他与他的日本妻子Yoko（横子）在东京的田村町区共同创立了第一家四川饭店。这家餐厅被广泛认为是日本第一家川菜馆。Yoko在陈建民的成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她担任他的翻译、经理和坚定的合作伙伴，帮助他适应战后日本的文化和商业环境。

陈建民当时面临着两大挑战：四川食材的稀缺性，以及日本人不习惯四川菜标志性的“麻辣”风味。他通过创新而非妥协来应对这些挑战。他巧妙地改良菜谱，开创了一种新的中式日餐流派，后来被称为“中华料理”（Chūka Ryōri）。

例如，他改良了麻婆豆腐，降低了辣度，并使用温和的日本山椒和八丁味噌，创造出一种既易于接受又美味的风味。他还将干烧虾仁改良为甜酸的“虾仁辣酱”（Ebi Chili Sauce），这道菜后来成为了日式中餐家常菜的标志。

陈建民的影响力超越了餐厅厨房。他通过在NHK国家烹饪节目《今日料理》（Kyō no Ryōri）中的定期亮相，成为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媒体人物。他迷人的四川口音日语和精湛的厨艺，为数百万观众揭示了四川菜的奥秘，使麻婆豆腐等菜肴家喻户晓。

为了系统性地将四川菜融入日本文化，他于1966年成立了惠比寿中华料理学院。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所学校培养了超过15,000名厨师，为四川菜在日本建立了一个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

1987年，日本政府授予他“现代名匠”的荣誉，这是首次授予海外华人的殊荣，巩固了他作为文化瑰宝的地位。

第二代厨师陈建一（Chen Kenichi）被视为将川菜打造成国际美食大使的“料理铁人”。

陈建一于1956年在东京出生，从小耳濡目染四川饭店的氛围。尽管他大学学习的是经济学，但最终还是选择继承了家族事业，并于1990年父亲去世后正式接管了四川饭店集团。

陈建一的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富士电视台热门节目《料理的铁人》（国际版名为《Iron Chef》）中担任“中华料理铁人”的角色。作为节目中服务时间最长的“铁人”，他沉着冷静的风范、始终如一的精湛厨艺和谦逊的态度，使他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并在全球美食爱好者中备受尊敬。

这个平台不仅是电视娱乐，更是每周一次、国际范围内的对陈氏家族烹饪霸主地位的肯定。它将四川饭店从一家著名的国内连锁餐厅，提升为全球美食朝圣地，为其未来的扩展奠定了重要的品牌认知度。他的名声也为他赢得了“四川的贤者”（The Szechwan Sage）的绰号，这反映了他对川菜的深刻掌握。

与他父亲基于必要性进行改良的时代不同，陈建一的时代定义了对“真实性”的自觉追求。得益于日本与中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改善，他得以重新将家族烹饪与四川的根源连接起来。

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最好地体现在他对家族招牌菜麻婆豆腐的改进上。

陈建一亲自前往四川，与以郫县豆瓣酱闻名的郫县生产商建立了直接合作关系。他定制了一种独家豆瓣酱，经过三年陈酿，产生无与伦比的深邃风味。

这不仅仅是质量的提升，更是一种烹饪哲学上的声明。他将家族的烹饪重新引导回其真实的灵魂，在他父亲所创造的精致平衡的基础上，叠加了真正四川食材复杂的风味。

他被认为是约30年前完善并完成了“陈氏麻婆豆腐”现代配方的功臣，创造出了今天所供应的经典版本。

陈建一于2023年3月11日，因间质性肺炎离世，享年67岁。他的逝世在整个烹饪界引起了哀悼。他的离世将三代传承的全部重任，直接交到了他的儿子陈建太郎的肩上。

陈建一的贡献，就如同在父亲奠定的坚实地基上，不仅使其更加辉煌，更让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通过现代媒介将其展示给全世界。

第三代厨师陈建太郎（Chen Kentaro）是将家族遗产推向全球舞台的“全球传承者”。

陈建太郎于1979年在东京出生。他最初的计划是学习法语，并渴望成为一名法国厨师。当时的陈建太郎受到法国“料理铁人”坂井宏行（Hiroyuki Sakai）的艺术风格启发，而不是他自己家族的烹饪传统。

改变他职业方向的关键时刻发生在《料理的铁人》节目的最后一集。在这一集中，他的父亲陈建一与他的偶像坂井厨师进行了一场对决。看着父亲以精湛的技艺和优雅风度参赛，即使最终落败，也深深触动了陈建太郎。他回忆说：“当[我父亲]上前拥抱坂井厨师时，我深受感动。就在那时，我决定我应该做川菜，因为这是我的一部分。” 这种“浪子回头”的故事，即他选择而不是简单继承自己的命运，赋予了他对川菜事业独特的深度和决心。

为了真正配得上这份传承，陈建太郎明白他需要回到川菜的源头。从2005年到2008年，他在四川成都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他在备受推崇的菜根香（Cai Gen Xiang）餐厅工作，完全沉浸在川菜的地道技艺、语言和文化之中。这段经历对他而言是蜕变性的，让他对从小耳濡目染的菜肴背后的复杂风味和烹饪哲学有了深刻的第一手理解。

2014年，陈建太郎主导了家族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项目：首次国际扩张。他在新加坡开设了四川饭店（Shisen Hanten by Chen Kentaro）。选择新加坡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作为一个拥有多样化且眼光独到的食客的多元文化美食之都，新加坡是向全球受众介绍“中华料理”（Chūka Ryōri）品牌并使其进入米其林指南视野的完美“门户城市”。

陈建太郎的烹饪方法巧妙地融合了家族传承。它结合了祖父陈建民开创的精致平衡，父亲陈建一倡导的对正宗深度的追求，他自己日式教养的严谨，以及在成都学到的传统技艺。

他延续了家族适应当地口味的传统，为适应新加坡市场微妙地调整了钠和油的用量，同时保留了菜谱的核心完整性。他的烹饪哲学完美地体现在餐厅杯垫上的“厨师寄语”中（如上图）。

作为食谱的现任守护者，陈建太郎忠实地复制了他父亲的杰作，同时对新加坡的口味进行了细微调整，并搭配优质的北海道大米供应，这体现了他自己的日本身份。

新加坡声誉卓著的四川饭店

一个四川的厨师，将川菜带到日本，绵延三代传承，又将日本川菜带到新加坡，期间不但有创新和改良，也数次回到四川维系传统川菜文化，最终在新加坡获得米其林二星的鼓励。这样的传奇故事，感动了很多新加坡人。

在2016年首版《新加坡米其林指南》中，四川饭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经发布便获得了两颗星。这对于一家仅开业两年的餐厅来说是非凡的壮举，甚至让陈建太郎本人也感到惊喜。这一奖项立即使其成为新加坡评级最高的中餐馆，并在此后的数年间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号。

在接下来的六版指南中（2017、2018、2019、2021和2022年，2020年指南因疫情取消），四川饭店成功地捍卫了其两星地位。这一长期的稳定期巩固了它作为亚洲顶级餐饮目的地和全球精美川菜标杆的声誉。

然而，2023年《新加坡米其林指南》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连续七年（六版指南）保持两星级别后，四川饭店被降级为一星。一些观察家对餐厅的米其林之旅提出了批判性观点。有一种看法认为，2016年首次获得两星奖项可能受到了“日本化”检查团队的影响，他们的味蕾自然与四川饭店精致的Chūka Ryōri风格相符。从这个角度来看，2023年随后的降级可能并非意味着餐厅质量下降，而是米其林指南评估标准可能转向了不同标准的中餐。

四川饭店位于新加坡乌节希尔顿酒店35层，营造出一种与世隔绝、远离城市喧嚣的尊贵氛围。高高的天花板、华丽的吊灯，以及最近焕然一新的融合日式和中式美学的室内空间，营造出一种精致奢华的氛围。

在新加坡，餐厅广受好评，在Google上获得了数千位评论者高达4.7星的评分。它以其精致的氛围、无可挑剔的服务和均衡的菜肴而备受赞誉，美食博客甚至称赞它是“令人难忘且愉悦的一餐”。

对于我来说，四川饭店有好些非常好的菜肴，例如昨晚的鹅肝羹。但是，你如果来到这里，有两道菜，必须享用。

麻婆豆腐

四川饭店的麻婆豆腐，历经改良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口味。

目前，餐厅提供的麻婆豆腐，是主厨陈建太郎的“平衡”版本：采用经过三年发酵的特殊豆瓣酱，力求将麻、辣、热、香、脆、嫩、鲜、香八种独特风味加以融合。上菜时，盛于石锅中保温，佐以香气扑鼻的北海道米饭，以此致敬其日本传统^。

大千鸡

早在第一代主厨陈建民在成都担任张大千私人厨师时，张大千对陈建民烹制的一道“怪味鸡”印象深刻。于是，张大千亲自将其重新命名为“大千鸡”。

这道“大千鸡”历尽三代厨师的传承，至今仍保留在陈家的菜肴系列中。

有人说，这道菜就像是张大千与陈建民之间艺术与美食交流的活化石，将一位艺术大师对烹饪的鉴赏和一位厨师精湛的技艺通过一道菜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四川饭店的争议

在新加坡，川菜辣不辣、麻不麻，屡屡出现争议。当那位银行家将川菜引入新加坡时，很多人就说，那家的川菜不够辣。当时的川菜主厨就说，川菜并非都是很辣的，甚至有完全不辣的川菜。

四川饭店的川菜，在新加坡也遭到一些认为川菜必辣的食客的批评。这似乎在重复新加坡第一家川菜馆的历史。

但是，川菜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形态。川菜也汲取各地的养分，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进着。四川饭店的川菜，源自四川，吸纳了各地的技法，又在日本进行改良，然后又经过传统技法的再历炼，形成了今天的独树一帜的“川菜”，为“川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是一件大好事。

移民、美食和艺术

新加坡四川饭店，除了美食和顶级的用餐环境外，它故事汇聚了移民、美食文化和艺术的多重维度的结合，彰显了中华美食和世界文化的交互，也叙述着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历史变迁。

当你坐下来品尝这里的麻婆豆腐时，这种历史感必将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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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足球场和大草坪并不设防，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上去踢几下足球。

这对我这个踢惯弄堂足球的青少年，真是有着解放的感觉。在大型足球场，原来过人只要把球往旁边一趟，然后以高速启动速度，就可以把对手甩掉。

但是，在入大学之前，我们根本无缘足球场。我们的足球都是狭小的弄堂里踢的。

弄堂足球

从小到大，我们都和足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我们，上海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老一代的上海人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国家足球队里是讲上海话的。老一代的上海人说起中国球王李惠堂，总是津津乐道的。

我家住在多伦路，距离虹口体育场走10分钟就到了。那是新中国少有的灯光足球场。中国和外国进行体育交流，只要有足球赛事，都要在虹口踢。

弄堂里的孩子，都会设法搞到球赛票去看球。看完球第二天就在弄堂摆开战场，踢一场弄堂足球。

多伦路有很多好的别墅洋房，都带有一个个废弃的小花园，那里就是我们天然的足球场。此外，多伦路星罗棋布的弄堂，如丰乐里和永安里，原本就有很多民办小学，弄堂自然成了操场。

别以为弄堂足球会有“足球”踢。那时候中国的生活条件要买一只足球，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弄堂足球可不管这些。一个抽水马桶的浮球，就会让整个弄堂欢腾好多天。

上海弄堂足球，其实很早就闻名遐迩。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一部电影《小足球队员》，就是讲的弄堂足球。不过，电影其实是把弄堂足球描绘为无政府主义，只有学校班级队才是正规军。尤其是弄堂足球的教练“爷叔”被描绘为反派。

但是，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班队呀，根本没有选择，弄堂见！

弄堂足球的球技

弄堂空间狭小，孩子们一窝蜂挤在里面踢那只小小的抽水马桶的浮球，大家也不敢施力踢，生怕把人家的玻璃窗“销忒”。

就像你要在人群中带球过人，我估计现在中国国家队来弄堂踢，没一个过得了人，几十只脚早就把球围得死死的。但也就是弄堂足球，让上海人特别能够在狭小的场地盘球，甚至还在狭小的场地玩起“小派斯”。这也形成了1970到1990年代，上海足球队的风格。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多伦路王造时故居的花园（那时候故居已经是里弄加工组）踢球，不知谁搞来一只旧篮球。大家伙一窝蜂踢篮球。篮球比足球大、也比足球硬，在狭小的空间，要过人就更难了。你要控球，就得在200mm的距离控制下进行。我不知道现在的足球运动员能不能想象其难度。

弄堂足球也讲长传，但那个长传首先要控制住不能踢碎邻居的玻璃窗。所以，那时候要长传，其实就将球挑起来，刚好越过对手的头顶。

弄堂足球当然不讲究头球，你想都别想头球这件事，后来，我看到柳海光和范志毅他们头球很不错，真不知他们如何练出来，难道是人民广场的人民大道练的？

上海足球队就是弄堂足球的代表

1990年代以前的上海足球队，基本上就是弄堂足球孕育的结果。盘球、小派斯。上海人对足球的评判，就是要将球传到对方门里。

上海队的长传、头球甚至铲球，都不擅长。上海人将这种行为视为野蛮。这和弄堂足球有关。后来随着各地经济发展，中国足球的风格趋于多样化。辽宁和山东等北方球队来上海比赛，展现的长传冲吊的打法，让上海队倍感压力。

不过，上海队的弄堂踢法，也给国家带来荣誉。有一年，越南人民军足球队访华，据说在北方没输过，接着就要访问上海和上海队踢一场比赛。

越南踢球，原本就是广东打法，灵巧又有速度。但越南人民军在苏联训练，有着俄式打法。所以一进中国，就狠扫北方。

到上海以前，北京周姓总理要求上海拿下比赛。这是政治任务，尤其是苏联集训的球队如何能打遍中国的天下。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连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从国家队调来2名北方球员，以弥补上海队的不足。

消息在上海民间不胫而走。全上海都陷入扑票狂潮。

比赛在虹口体育场进行。上海队三军用命，踢得甚为卖力。比赛开局不久，上海队就占了上风。上海队踢的是最最经典的弄堂足球。盘球、小派斯。后防则是紧紧缠住对手。比赛结果，上海队以1:0战胜了越南人民军队。

赛后，上海人还很不服气。好像借来两名国家队非上海籍球员，有点“赖急皮”的意思。这是70年代的上海文化，无关好坏。

弄堂足球的式微

但是，随着各地足球的兴起，弄堂足球开始力有未逮。有一年山东队来上海比赛，上海人心里哪有什么山东队？看台上都没有人。那场球，我记得上海队输了。

北方球队对上海队的冲击，就此拉开序幕。

后来，上海队在全国甲级联赛中，被降级为乙级队，震惊了全上海。“弄堂足球”被视为“软脚蟹”。上海足球界开始对上海足球风格进行了反思。

不过，弄堂足球要完全改变，或者完全否定也不可能。上海当时派出了“弄堂足球”的老法师方纫秋担任上海队主教练。当年重返甲级队。

方纫秋接着带领上海队出战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海队在全运会上，将上海弄堂足球推向了高峰，打败了包括八一队和广东队在那南北球队，夺得全运会冠军。

弄堂足球的高光时刻

自从五届全运会后，中国各地的足球热逐渐加温。十二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打出了好几场漂亮的赛事，差点进军西班牙决赛。在北京工体中国队与科威特的比赛中，工体球迷开始在看台上热烈呐喊。这在中国足球史上是第一次。球迷们不再满足鼓鼓掌，而是通过呐喊助威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但是，在这届国家队中，几乎没有上海籍球员，这对上海人和上海足球情何以堪？曾经只讲上海话的国家队，和上海竟然无关？

究其原因，就是上海的弄堂足球，并不适合现代足球的打法。上海球员名落孙山，也不奇怪。

但是，上海的弄堂足球，却在职业化足球来了一次回光返照，甚至成了高光时刻。

1994年，上海队改制为申花足球俱乐部，衣锦还乡的徐根宝，担任主教练。徐根宝为申花队制定了“抢逼围”的战术，出战中国首个俱乐部职业联赛。

首场比赛申花队对垒北京国安队。“抢逼围”在上半场打得国安队完全找不到北。赛后，根宝对媒体说，这样踢法，就会把球迷打回看台。

“抢逼围”就是典型的上海“弄堂足球”，在狭小的空间里，以多人围住足球，实施各种抢截和突破。可以这么说，除了弄堂足球，中国当时没有一种踢法，可以实施“抢逼围”的打法。

上海球员，个个在弄堂里长大，根宝的“抢逼围”正好符合上海球员的足球基因。如果你一定要把“弄堂足球”给出一个精确的描述的话，其实就是这三个字：“抢逼围”！

1995年，“抢逼围”日臻完善。申花队狠扫千军，甚至取得10连胜的记录，最终提前一轮夺得甲A联赛冠军。整个上海市陷入狂欢。

1995年，上海全市都是足球迷，机关事业、工矿企业、学校，都在谈论足球。上海人民通过足球，重新找回自信，是上海最终成为魔都的转折点。

这也是上海“弄堂足球”最为高光的时刻。抢逼围，是弄堂足球的最新诠释。

尾声

想起弄堂足球时，刚好看到上海“新民晚报”杯足球赛40周年，范志毅、成耀东和谢晖等当年“抢逼围”大将，都拨冗出席纪念活动。范志毅更是将“新民晚报杯”成为弄堂足球的集大成者。

我想说的是，无论未来中国足球、上海足球，会走向何方，上海的弄堂足球，永远是是上海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的高光时刻永远铭记在上海人的心中。

（注：AI制图。征求真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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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对TikTok和Shein这些知名中国公司，将总部设在新加坡，却针对美国市场，深感好奇。殊不知，目前中国的AI初创企业，也爆发了“出海”潮，而且也是以新加坡为基地，进军美国市场。

我们先来看，具有庞大中国用户群的中国AI初创企业，为什么要舍国内市场，而针对美国市场？

有两个关键因素推动了这一转变：

1. 付费问题：中国消费者不愿意掏钱

尽管中国拥有技术娴熟的消费者群体，但出人意料的是，消费者对为AI应用付费显得犹豫不决。这种犹豫源于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充斥着各种选择。无论是科技巨头还是初创公司，已经发布了数百个大语言模型（LLM）及相关应用，想要脱颖而出并说服用户付费，变得难如登天。

此外，中国消费者对数字服务有免费或低价的预期。很多人已经习惯于使用各种应用和服务而无需付费。这种心态给AI公司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障碍，阻碍了它们从创新中实现盈利。

2. 监管障碍：应对中国的AI法规

虽然中国迅速接受了AI技术，但同时也迅速制定了相关的监管规定。中国拥有全球最早一批、最详细的AI法规。尽管这些规定旨在确保AI技术的负责任发展，但它们也为创新者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环境。

一些主要的监管挑战包括：

• 内容限制：AI服务必须避免生成可能被视为颠覆性或宣传极端主义的内容。

• 数据隐私：像《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这样的严格法律规范数据使用，可能限制AI模型的训练数据。

• 真实性要求：早期法规草案要求所有AI输出必须“真实准确”——这对聊天机器人和创意AI工具来说是一项极高的要求。

• 安全评估：开发者必须进行自我评估，并向中国的算法注册处提交备案。

这些规定虽然出于良好的意图，但大大限制了AI应用在中国的功能性和创新潜力。

美国梦？

面对国内的这些挑战，许多中国AI初创公司开始将美国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市场。以总部位于上海的MiniMax为例，他们的应用Talkie已经成为美国市场上的热销产品。

尽管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尤其是在对TikTok等应用的担忧中，这种转向美国市场并非没有挑战。但对许多中国AI公司来说，进入美国市场的潜在回报远远超过了风险。

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全球AI格局发生有趣的变化。由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驱动的中国创新，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归宿，进而重塑全球AI产业格局。

新加坡扮演的角色

和Tiktok以及Shein一样，这些AI初创企业也以新加坡为跳板，至少在发布产品时，看起来是一家新加坡而不是中国的公司。

当你在苹果应用店里看到Talkie应用时，上面写的是新加坡的公司名：Subsup Pte Ltd，是一家注册地址在新加坡实龙岗的新加坡注册公司。但实际上，这家公司是位于上海的MiniMax。

目前，并不清楚这家公司为何要以新加坡为基地。

但是，笔者分析可能的情况有：

• 美国对中国AI公司的疑虑，促使这家AI公司以新加坡公司作为掩饰；

• 也可能是新加坡的法律框架和经商环境，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实际上，MiniMax 是中国的科技独角兽之一，常被称为 “人工智能四小龙 ”之一。

无论如何，MiniMax的做法，凸显了中国AI初创企业的有趣动向，尤其是新加坡在这波中国AI企业的“美国梦”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忽然想起，新加坡那家出名的福建餐馆莆田，最新宣布顾客免消费税和服务税，等于降价19%。

比起一些餐馆老板正在四处找寻下家，这两家餐馆还算不错了。

新加坡中餐馆老板们不愿意继续经营，迹象非常明显。一个中餐馆老板聚集的微信群中，老板们纷纷贴出转让餐馆的帖子，但愿意接盘的人不多。这其实清楚地说明，新加坡本地的中餐业者，知道经营不易，意兴阑珊，找机会上岸。

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引述了房地产专业公司莱坊的数据：2023年，新加坡每月餐厅倒闭数量超过了2020年疫情低迷时期的水平。2024年情况更加严峻，平均每月倒闭餐厅数量从上一年的229家猛增至274家，增幅达20%。

但是，这只是整个景象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景象是，大批中国餐饮业者正杀来新加坡。

彭博社的报道说，一些老牌中国餐饮企业，如可追溯到1899年的四川餐厅“窝窝店”，选择新加坡作为其国际扩张的起点。“享月汤皇”和冰淇淋店“冰雪”。以及“霸王茶姬”，都在新加坡大肆扩展。

甚至中国四川小城市自贡的盐帮菜也杀进新加坡武吉士商圈。同样在武吉士，另一家川菜——冒牌货冒菜，每天也是生意兴隆。

新加坡人口不多，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餐饮企业要来新加坡厮杀一番呢？

彭博社的新加坡记者分析说，中国经济放缓和国内消费停滞迫使企业寻求海外增长机会。新加坡拥有富裕的消费群体和大量华裔人口，对这些企业而言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

然而，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市场规模有限，再加上劳动力和租金成本高昂，形成了莱坊（Knight Frank）房地产分析中描述的“非常达尔文式的零售环境”。

分析说，在新加坡，这些新餐厅，尤其是川菜和湘菜餐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餐饮场所，成为年轻专业人士的社交中心。这种转变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餐饮选择，同时也继续重塑新加坡餐饮业竞争格局，迫使老牌企业和新企业做出调整，否则将面临倒闭的风险。

这幅图景中，中国餐饮企业纷纷来新加坡开业，加剧了新加坡餐饮业，尤其是中餐的竞争，同时也推高了餐饮业乃至整体商业的人力成本和房屋租赁成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原先的中国新移民开设的中餐馆，会萌生退意。

实际上，新加坡的餐馆竞争者还有更多。每个周末，新加坡人纷纷到马来西亚新山大快朵颐，也抢走了新加坡餐厅的食客。视角再放大，新加坡人周末飞往泰国、越南，甚至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和台湾，进行周末的消费，也打击了新加坡的餐饮业。

前不久，新加坡唯一一家上海家常菜餐馆“上海人家”结业。这家上海餐馆经营了至少20年，竟然在这轮餐饮厮杀潮中，惨淡退场，令人不胜唏嘘。

问题是，这些杀进新加坡的餐馆，据报道大多为川菜和湖南菜，会不会破坏了新加坡中餐的多样化？会不会造成新加坡餐饮业最后变成一地鸡毛。

从目前来看，西餐和日餐受到的影响并不大，这轮厮杀主要是在中餐，受影响的尤其是早一批中国新移民开设的餐馆。至于是不是会外扩到其他非中餐餐馆，值得后续持续观察。